然而,中共“五大书记”里的任弼时没在现场,站在原本属于他位置上的,是他的大女儿任远志。
开国大典任弼时没参加,这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。
任弼时是我们党里备受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。党的七大上,他当选为“五大书记”之一。
任弼时到北平后,即便身体不好,别人劝他也不听,还是去参加了青年团一大。结果作报告的时候,直接在讲台上倒下了。
早年,任弼时两次遭受残酷的牢狱之灾,生活条件多年艰苦,还一直坚持工作。这么一来,他的身体变得更差了。
毛主席知道这事儿后十分着急,赶忙叫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科夫医生给他做诊断。
诊断报告出来,米尔尼科夫医生向毛主席报告:“多数领导人身体还行,就任弼时身体不太好。他脑血管硬化严重,连视力都受影响了。”
延安那时候,任弼时就得了高血压、糖尿病,身体很不好。但当时医疗条件不行。
抗战胜利后,任弼时歇过两回。一回是1946年,另一回在1947年,地点在米脂县杨家沟。
虽说在休息,可任弼时清楚共产党当时困难重重。他拖着病体,在陕北辗转作战,还参与指挥了三大战役。
任弼时16岁就投身革命,亲眼看着中国共产党从创立,一步步发展壮大。然而很遗憾,新中国成立前他就患病倒下了。
中央考虑到任弼时的身体状况,决定让他暂停工作,先专心调养身体。毛主席很关心任弼时,特地让人送了几条红鱼过去,还写了封信,信里说:“弼时同志,送上一群红鱼,供你观赏,祝你健康!”
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那天,任弼时正在玉泉山休养所养病。他身体不好,没办法到现场去。
任弼时在休养所里,用收音机收听了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。听完后,他心里特别激动。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艰难斗争,才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。
过了些日子,任弼时身体还是没见好。中共中央专门把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、神经科主任,请到北京给他诊治。
这次诊断结果更糟糕,糖尿病和高血压情况严重,脑血管硬化很明显,心脏、肝脏还有肾脏,都有了一些症状。
两位苏联专家提议,最好去莫斯科医治三个月。
他对国内的情形更为上心。每次秘书跟他报告军队打到南方的具体地点,他心里就会琢磨这事儿背后的政治意义。
1950年5月28日,任弼时结束在苏联长达半年的疗养,回到北京。医生给出建议,希望他能再静养几个月。
可任弼时一管上工作,就停不下来,急着向中央申请重新工作。
那会儿,朝鲜打仗的消息在咱国内传开了,新中国周边局势越来越紧张,任弼时坐不住,赶忙给毛主席写信。
问过医生后,毛主席批示:“试着开展工作,每天工作时长别超4小时。”
任弼时终于又回到工作一线了。他一工作起来就没了时间概念,常常一干就超过4个小时。
1950年10月1日,新中国首个国庆节。这一天,任弼时得偿所愿,登上天安门城楼,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,检阅部队与游行的群众队伍。
庆典结束,任弼时回到家,还是和平时一样,工作到深夜。医生叮嘱他每天最多工作4小时,可他工作的时长远超这个时间。
10月23日晚,任弼时在灯光下,着手研究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军事行动。
任弼时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:干革命工作,只要能走100步,就绝对不走99步。
老伴在一旁催促,任弼时心里满是忧虑,说道:“明天还有其他事儿得办呢。”
那天夜里,他顺手在地图上画了个圈,接着把桌上日历翻到新的一页,上面显示“10月25日” 。
25日清晨,任弼时病情猛地恶化,突发脑溢血,右半身瘫痪。医院全力抢救,可还是没能救回他的命。
1950年10月27日,46岁的任弼时离世,这位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毛主席当时正忙着抗美援朝的事儿,听到这个噩耗,心里特别悲痛。即便事务繁忙,他还是抽出时间,亲自去看着任弼时的遗体入殓。
任弼时棺椁运往劳动人民文化宫途中,毛主席走在前面,一直扶着灵车。灵车停下,他还长时间不舍得放开手。
任弼时和毛主席都是湖南人,任弼时比毛主席小11岁。他年少读书时,参加过毛主席组织的革命活动,两人就此相识。
1920年,国内掀起去法国留学的热潮。可任弼时由于某些缘故,没赶上这个机会。
之后经毛主席介绍,16岁的任弼时去了苏联勤工俭学。在那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,此后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。
两人关系愈发亲近,成了为共同理想和志愿拼搏的亲密战友。
1934年10月,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失利,中央苏区形势危急,只能实施战略转移。
1935年6月,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,在四川懋功和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了。
当时,中央红军兵力不到两万,可红四方面军兵力多达八万。张国焘看到这种情况,心里就开始不服气了。
中央主张把两支军队主力合并后向北进发,建立川陕甘根据地,张国焘却不认同这一策略。不仅如此,他竟然公开搞分裂,还打算另立中央。
1935年9月29日夜里,红二方面军电台值班人员,猛地收到一份明码电报。打从跟中央失去联系一年多后,他们这回终于又和中央接上了头。
可那会儿,他们并不晓得,这封电报不是中央发的,而是张国焘发的。
贺龙元帅在南昌起义失利后,组建起了红二方面军。那会儿,任弼时担任红二方面军的政委。
长征开始后,贺龙和任弼时带着1.7万红军。在11个月时间里,他们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。这支部队实力保存得很好,是一支精锐劲旅。
张国焘有意赶在中央之前,和红二方面军取得联系,目的就是拉拢他们。要是能得到这支部队支持,他另立中央的事就稳了。
当时,任弼时和贺龙都不知道张国焘的阴谋。他们带着红二方面军,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,一路过关斩将。1936年7月1日,部队抵达甘孜,和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合。
刚到甘孜,任弼时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。咋没瞧见中央红军的毛主席、周恩来等领导呢?
张国焘态度过于热情,这让任弼时愈发警惕。
天黑后,任弼时找到滞留在这儿的朱德和刘伯承,了解到事情经过,当场就表态:“我不认可张国焘的做法。”
张国焘这人很骄傲自满。两军会合时,他送了些文件和书籍过来,可里面大多是反对中央的内容。不仅如此,还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同志,把中央红军北上说成是 “逃跑” 。
任弼时看了情况后很生气,马上跟红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讲:“不许搞反中央的宣传。”
在红二、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,张国焘公然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进行污蔑。
任弼时很严肃地发出警告:
二方面军不少同志来自井冈山,他们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。要是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,他们肯定不干,还会跟你翻脸,毕竟他们可不认识你。
随后,任弼时找张国焘要来秘密本,直接和中央红军接上了头,这才知晓党中央的正确想法。
任弼时和朱德为了宣传团结统一以及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,逐个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谈话,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
最后张国焘被孤立了,没办法,只能同意北上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,国共两党为建立统一抗日战线,展开第二次合作。可共产国际不太清楚国共再次合作后的实际情形,对新冒出来的问题也缺乏了解。
所以,对于怎样实现团结抗日,怎么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还有如何维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面的独立自主,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看法不一样。
1937年11月,王明在苏联待了6年之后回到国内。因为他不太清楚国内实际情形,就觉得中共这边过分突出独立自主,这对团结起来抗日没什么好处。
他觉得,国共两方应该做到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,还有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这些。
实际意思是啥呢,就是啥都得听蒋介石的。
毛主席察觉到王明提出的工作方法不对,马上就予以抵制。
可王明却拿“共产国际”当幌子,他这番话在党内产生了不小影响,好些同志一时间都分不清对错,乱了阵脚。
毛主席认为,要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,得到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,让全党的思想达成一致,这非常有必要。
关于去苏联的人选,毛主席觉得任弼时挺合适。任弼时既精通俄文,政治思想也成熟。
1938年3月5日,任弼时用化名陈林,一路辗转多地,抵达莫斯科。到那后,他把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》这份报告,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,还做了详细的口头补充说明。
这份报告,一方面正面回应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,另一方面从侧面体现出科学选择斗争策略是正确的,同时还细致说明了毛主席始终坚持的正确主张。
共产国际经过讨论研究,认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政治路线没错,还表示:
咱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。他可是在实际斗争里磨炼出来的领袖。像王明这些人,就别再争着当领导人了。
1940年2月,中共中央把任弼时调回延安。此前两年,他在莫斯科把毛主席、朱德、周恩来等同志的一些文章翻译成外文,在兄弟党代表团里分发。这么做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,在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起到不错的沟通作用。
了解任弼时的人都晓得,他这辈子最怕三件事。
一担心“给别人添麻烦”。
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:自己能搞定的事儿,绝不给组织添乱。
二是担心“花钱太多”。
1949 年,党中央准备搬到北平,届时会举行士兵阅兵仪式。那时,各位领导人不太在意穿着。
有人提出要给领导们做新衣服。任弼时听说后表示,咱穿着这身衣服能打下江山,同样也能穿着它进城里去。
当时,任弼时身体状况特别差。组织考虑到这情况,打算给他换个房子,找个离大街远的地方,好让他安心养病。
可任弼时拒绝了。不管组织怎么劝,他都不愿搬走。一直到去世,他始终住在那栋紧挨着大街的房子里。
任弼时最怕的事里,有一条是工作做得少。
他一辈子都扑在了党的事业上。不管啥时候,也不管在哪,心里总想着工作。甚至到了生命快结束的时候,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工作。
他在报告里提到:
要是觉得革命胜利了,就能轻轻松松过日子,或者觉得自己艰苦奋斗几十年,为人民出了力、流了汗、甚至流了血,现在该享受享受了,这些念头都不咋对。
任弼时就像叶剑英评价的那般:
他就像咱党的骆驼,也是中国人民的骆驼。一直走在漫长又艰苦的路上,没歇过,也没享受过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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